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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著名记者——喻尘

2013-5-17 12:32| 发布者: 喻林| 查看: 786| 评论: 4|原作者: 喻林

摘要: 喻尘,出生于1973年5月,河南人。1995年7月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为多家媒体服务,上千篇报道发表于报刊,因最早和长期对河南血液污染感染艾滋病问题的系列报道等,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致力于对社会问题、民生、 ...


喻尘,出生于1973年5月,河南人。1995年7月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为多家媒体服务,上千篇报道发表于报刊,因最早和长期对河南血液污染感染艾滋病问题的系列报道等,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致力于对社会问题、民生、公共领域关注和报道。2005年初始,为南方都市报工作。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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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喻林 2008-9-11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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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作为一个记者,最大的回报就是把报道做好(图/吴虹飞)
</div>
  他是中国第一个报道河南卖血感染艾滋病的记者,为此,他曾两度失去工作。
  “在生活中我胆子很小,有时也说谎,”他说,“但在你能说真话时,你就要坚持到底。”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了。大家都叫他喻尘。
  他的原名,即户口本上的名字,“几乎作古了”,除非是在办理户口迁移,买房子,办理社会保险等情况时才会用到。偶尔有人直接喊出他的原名,他感到陌生。
  也许可以假设,那天他没有出门,没有乘坐那一列火车,那么他的生命应该重新改写。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  假如没有坐上那列火车</span>

  1999年,他26岁,在河南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纸当记者。从信阳市采访回郑州的路上,他没有按照老习惯坐汽车,而是登上了硬座车厢,这注定了他和另一群人的相遇。
  驻马店那一站,上来了4个衣着干净神态拘谨的农民,在车厢里瞅了瞅,坐在了他身边的空位。
  “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说话了。
  他们告诉他,四人无一例外全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但没说明白是什么病。
  他们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先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
  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的村庄。
  当时,河南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已经在媒体中间流传。他很快就猜出来,那4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就是艾滋病人。那种原来觉得遥不可及的疾病正在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蔓延。
  1999年11月12日,一个极度平常的日子。他沉默着坐上了开往上蔡县的长途汽车,想去调查个究竟。临走前输了三瓶抗毒性能强的药液。
  这个注定改变他命运的日子,凉风吹拂,残阳如血。
  在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长途车到达了上蔡县城。在县委招待所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第二天一早,来到文楼村。
  从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的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听他们讲述“卖血”的故事,见到了无一幸免的家庭,透过车窗,看到田野里大片的新坟,据说埋葬的都是年轻人……
  因为涉及到卫生防疫,经过多方的妥协,11月25日,采访到的情况最终印成25份高层内参。此后,如石沉大海,波澜不惊。
  期待中的转变没有发生,这让他感到焦虑。他决心公开发表文章。
  2000年1月18日,春节到来前的几天,“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的报道在《华西都市报》特稿版公开发表了。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而且迅速被上百家中外媒体转载。
  文楼村震惊世界。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  悲壮的一年</span>

  文章刊出之前,他对编辑的惟一要求是,署上自己的真名。这或许不是聪明的选择,但他决心这么做。事情总得有人承担,如果他不站出来,可能会波及整个报社。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用原名来报道艾滋病。
  200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正月初八,过年的气息还在大街上到处飘洒。准时回到报社上班的他被“开除”。实际上,报社递交一份开除情况处理文件之后,将他留了下来,但必须改用一个新的名字。
  他给自己取名喻尘。原来的名字随着那篇报道为人传颂,现在,他必须忘掉它。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将自己埋葬》。
  8个月后,一次正常工作变动,他来到出版局和朋友合办了一个财经类的报纸。同时,他坚持去他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我总觉得有种力量驱使我必须做下去。”一位来过文楼村的医学专家告诉他,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东南的很多个村子里,不仅仅是文楼村。现在,喻尘要去探访这些村庄。
  从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这是悲壮的一年。
  这一年,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走访了30多个艾滋病村庄,经常和艾滋病人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看见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村民们被折磨得没有希望。每个村庄基本都是从1999年开始大批量死人,到2001年有很多村庄的青壮年死去了一半。他看见春天还在院子里晒太阳的24岁年轻人因病毒发作骤然死亡。和艾滋病人在相互推让中被划破了虎口,鲜血直流……
  与死亡和惊恐走得太近,被外来的力量干扰太多,这让他变得有些麻木。“当一种东西成为了日常,你觉得他一点都不可怕。”他不断提醒自己,必须跳出来,不能让太过沉重的故事压在心头。“支撑自己的完全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工作状态。”
  他寄托了一个希望:“只要把第一句真话说出去,肯定会有人跟着说第二句、第三句……真相会报道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拯救他们。
  这一年,他写了十多万字“河南农村艾滋病问题报道”,发表了一部分,更多的一部分没能发表。
  悲壮的一年结束得有些滑稽。
  2001年8月,新闻系统举行学习和考试,他没有及格,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开除。
  8月23日,晚上,他带着剩下的几千元积蓄,坐火车来到北京。第二天,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报纸,赫然写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承认河南艾滋病问题。
  “我被开了,然后河南艾滋病得到了承认。否定了一个,肯定了一个,这么巧合。这么滑稽。”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  淡出</span>

  2004年11月18日,北京现代城咖啡厅靠窗位置,初冬的午后阳光下慢慢品尝着一杯卡普其诺雪糕,他笑声爽朗、说话不假思索,伴随着有力的手势。似乎,离开河南时的内心悲凉已经远去。
  今年4月,北京艾滋病民间组织“爱之行”十周年纪念会,他宣布,基本上已经淡出了艾滋病问题的报道。
  “很多事情,要敢于放下,不然会很累。”他喝一口冰水,“荣誉?没考虑过,我希望永远在台后记录,作为一个记者,最大的回报就是把报道做好。”
  他承认,艾滋病报道是他记者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影响他的生活。“那几年抹去了我性格中的很多东西,让我变得冷静,对生不留恋,对死不畏惧。”
  “在生活中我胆子很小,有时也说谎。”他绘声绘色地举例子说明。“但在你能说真话的时侯,你就要坚持到底。”
  来北京后,在《中国社会导刊》当了两年记者,前不久刚刚换了一家报社。但他却说,因为没有受到专业训练,不懂什么是职业记者。

(来源:人物周刊 2004-12-01 记者:曾繁旭 吴虹飞)
引用 喻林 2008-9-11 12:50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font style="font-weight: bold;" size="5">中国大陆三大毒品集散地调查
(喻尘 )</font>
</div>&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nbsp; 安徽省临泉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甘肃省广河县三甲集,被境外媒体称为大陆最主要的三大毒品集散地。"6·26"国际禁毒日前一个月,《凤凰周刊》特约记者亲赴三地,在那些盛开着无比鲜艳的"恶之花"的地方,试图寻访被毒品毁掉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以及毒品何以久禁不止的答案。

  安徽省临泉县,与河南省新蔡县等地交界,有180多万人口,号称中国人口第一大县。2004年初,一位人大代表的提案,使这个县引起媒体的持续关注。安徽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杨涛等多名代表联名提交了第158号议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临泉禁毒工作,要求解决临泉禁毒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
   该议案指出,作为全国13个毒品重点整治县和国家级贫困县,每年因毒品给临泉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3000万元,这接近全县2002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而2003年临泉县为治理毒品的投入只有50万元。
  这个被新华网称为"毒都"的地方,毒品走私犯罪活动波及豫皖交界处10多个县市,而毒源可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从当地农民非法种植罂粟开始。 1999年3月30日,全国公安禁毒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会上,临泉县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   新华网安徽频道今年3月报道:"说临泉毒品问题严重,一般是指它的两个镇--庙岔和姜寨,也就是所谓的'西毒'。这两个镇地处临泉西部,与豫东的新蔡、平舆等县交界,而新蔡和平舆,也在昆明会议上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整治地区。"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3000人小镇,100多人被判死刑和无期</span>

   "我们县里贩毒的人很多。"当记者进入临泉县采访时,三轮车夫指着当地一家最好的宾馆说,"这里住的外地人,很多都是来贩毒的。"
   临泉县城和豫皖平原上的其它小城没有两样,建满土洋结合的楼房。但在县城南边的环城路上有一个小车站,这里只有昌河牌出租车,主要驶往庙岔镇、姜寨镇等临泉县西部与河南交界的几个乡镇。
   "这条线的生意好做啊,我们发往庙岔镇的车从早上4点到晚上7点,几分钟一班。这条线上有50多辆车在跑,每个车主每天都能跑四五个来回。" 20多岁的车主说,他的车一次能拉6个人,每天有几千人到庙岔镇去,这些人不少是去带毒品的。整个庙岔镇还不到3000人,而来这里的人从穿戴和口音就可以看出不是本地人。
   "我拉过几次来贩毒的大毒贩,他们一般是包车走,不讲价钱。当然也拉过吸毒的,这些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来,无精打采的,不敢多说话,到了地方下车就跑。"小伙子说,在这条路上,公安和缉毒警察经常设卡检查,他认识的一位司机就因为车上发现了一大包海洛因,在前不久被判了刑。"那肯定不是他本人的,而是乘车的毒贩慌慌张张丢在车上的。每天都会有贩毒的被查获,但是他们还是来,利润太大了。"
   庙岔镇不大,只有两条南北向、三条东西向的街道,看上去很平静。"贩毒都是在隐蔽的地方进行的,大多在附近的村庄。"一位姓韩的当地人告诉记者,"很多人家都在加工小包。"  
   "小包"就是把大宗的毒品进行分装,每一克海洛因大约可分装成20个小包,一般的吸毒者每次吸食一个小包。"庙岔的年轻人大部分去过云南,去'金三角'的也不在少数。"这位韩姓人说,"3000人的庙岔镇,这几年被判了死刑和无期的就有100多人,现在还有100多人被关押着。"
  在庙岔镇周围,禁毒的宣传可谓风紧雨骤。后韩村在庙岔镇北面1公里,村民韩复兴正要到田里干活,记者招呼了一声,他显得很慌张:"干什么?"在弄明白记者没有毒品之后,他把记者让进了家。在他家的正屋里,贴满了宣传禁毒的各种条例、法规。韩复兴很怕提起毒品,他叹息:"年轻人大都被抓走了。"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贩毒之家的毁灭</span>

   "人家贩毒害死了我的儿子,我也要让他们吸毒而死。"80多岁的张老太因涉嫌贩毒被抓捕时说。拘捕她的公安人员说,她算得上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毒贩之一。
   张老太是安徽省临泉县庙岔镇人,她的家人不是吸毒而死,就是贩毒被抓。
  张老太有3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早年分出去住,丈夫死后,她一直跟着小儿子生活。在她的操劳下,小儿子娶妻生子,一家人辛勤劳动,不算富足亦不愁生计。 1996年,小儿子染上了毒品,白天不干活,晚上乱晃荡,媳妇也负气离去。她苦苦哀求小儿子戒掉毒品,小儿子一脸麻木:"没有了妈可以,没有了毒品,我咋活啊。"
  之后,张家二儿子也沾上了毒品,不但吸毒而且贩毒。接着,张老太那些已经长大的孙子们,都走上了"以毒谋生"的道路。1996以来,张老太几乎在泪水中度日:二儿子被抓劳教;4个孙子在云南携毒被警方抓获,1个判了无期,3个被判刑7年到10年;2001年2月,小儿子在一次疯狂吸毒后死去。
   "毒品害了我的孩子们,我要用毒品害死别人!"就在小儿子死后不久,张老太也做起了贩毒买卖。她仗着自己年龄大,认为政府"没办法治她",越干越胆大,经常怀揣"小包",拄着拐杖,走街串巷,送货上门,当街交易。
   最后她被抓获,这个染毒之家也就彻底完结。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坐庄者还有"扒人"的本事</span>

  在临泉县庙岔镇,家族式贩毒已不少见。张老太一家人只是从事着贩毒网络中最低层的工作,而成员多、势力大的家庭常常选择"坐庄"做生意,不会亲自到中缅边境"金三角"涉险。在"金三角",每千克海洛因是2万多元人民币,而在临泉县交易的价格已在10万元以上,巨额利润令人瞠目。
  庙岔镇一位无人敢惹的老大控制着整个家族从事毒品买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老大的亲戚因为贩毒被抓者已达到3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2000年4月,他嫌在家指挥不过瘾,亲自跑到昆明,不料在和缅甸毒贩接触时被中国警方抓获,从他身上搜出现金20万元。在押两个月,他一直声称自己是某级官员,后来居然回了家。
  毒贩老大们还有到外地把人从监狱或看守所弄出来的"扒人"本事。在临泉县,能够在外地"扒人"的人,地位很高,会受到毒贩家属格外的"尊敬"。这些角色通常由坐庄的老大们担任,也有担任公职的人,这些人专靠吃毒贩家属们的供奉生活。每年时常会有临泉县的毒贩在昆明、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被抓,所以这些"扒人"者的工作是很忙的。上述那位老大就有过一次"扒"出5人的辉煌战绩。
  带毒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海洛因,就被老板们开出的每趟1000-2000元不等的价格吸引,不惜冒着犯罪坐牢的危险,一次次来往于云南和安徽之间。他们往往以探亲、外出打工的装扮,把毒品带到临泉,之后会有人用同样的方式再把毒品传递到周边的南京、上海、济南、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农民种罂粟可缴纳"特别税收"</span>

  从地图上看,安徽省临泉县就像伸进河南地界的一个拳头,它的南面是河南省的新蔡县,西面是平舆县,而北面是项城市和沈丘县。庙岔镇处在临泉县的最西端,也是安徽省的最西边,与河南新蔡县的龙口镇紧密相接。两地在语言、生活方式、经济来源上相近,跨省姻缘几乎发生在每个家庭。
  新华网安徽频道报道,解放前这一带就有制毒、贩毒和吸毒的现象存在,解放后迅速绝迹。20世纪80年代初,临泉县姜寨、庙岔等地的一些农民到云南打工,帮助当地农民种植瓜果和其他农作物,时间一长,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将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地的罂粟种植技术学会并带到临泉。开始,他们在自家的田地里种植,渐渐地种植罂粟在这里成燎原之势。 1995年,全县非法种植罂粟竟达220万株,大片大片的罂粟地里盛开的罪恶之花,娇艳得令人触目惊心。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新华网报道,据临泉县公安局高杰副局长介绍,1993年以前,临泉县就已经成为连接中国西南边陲毒源地和西北地区消费地的重要地下毒品通道。这里私种罂粟、贩卖毒品现象严重,尤以私种罂粟和土制海洛因为最。

  今天临泉县的人说起毒品总忍不住抱怨,似乎是邻居的错误牵连了他们。一位农民对记者说:"毒品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种植毒品原来是没有人管的。""那边"主要是指河南省新蔡县的龙口镇。
   新蔡县北部几个乡镇的毒品种植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一到7、8月份,田里好看得很啊,到处是开得鲜艳的花。"一个当地人对那时的盛景依然充满着无限追忆,"一大片一大片的,没有其它庄稼,其实,这些就是当时的庄稼了。"

  前些年,记者到过新蔡县多次,每次都能听到当地人说起当年种植罂粟的壮观情景,并且在当地一些官员那里得到证实。
  新蔡县政府的一位官员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此事:"那几年穷啊,种啥都不行,农民没有钱赚就种罂粟,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说,当时的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农民种罂粟简直跟种正常的农作物一样得到了认可,他们按照正常程序向乡一级政府交纳税收,还要缴纳种植罂粟的"特别税收"。"有的是按种植面积收的,有的是按种了多少棵收的,不管怎样收,都比正常的税收要高出很多。"这位官员说。
  他回忆,第一年种的罂粟没有给农民带来利润,因为买卖还不畅通,很多罂粟的果实就囤积在农民家里。"卖不出去,有人就用刀子割开了罂粟果,把白色的汁水抹到香烟上,"该官员说,"许多人都是这样第一次染上了毒瘾。"但是第二年,那些继续种植罂粟的农户赚钱了,他们获得了比普通的种田人高出数倍、数十倍的利润。
   该官员说:"106国道两边,很多村庄都在种植,北部的十来个乡镇都有涉及。"当年罂粟种植的准确面积无法统计,虽然有人曾经为了税收用过各种方法试图计算精确。
   "要想富,种罂粟。"这是当年河南某县的一位领导提出来的,至今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位县级领导现在已经高升为某市主要领导。
   1997、1998年,新蔡等地公开的毒品种植终于宣告终止。这里农民开始部分转行。然而,临泉以贩毒为生的人们已不能就此收手。

<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被强制戒过毒的人会被动员到外地打工</span>

   由于种植了几年婴粟,外地的毒贩都知道临泉有货可出,于是,一个以临泉县庙岔镇为中心、波及豫皖两省近10个县市的毒品交易场所就形成了。而庙岔镇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自然而然地成了毒品买卖的"桥头堡"。
  临泉县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办公室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2年,临泉县共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287人,被外地警方处理的264人,因吸毒被劳教的208 人,因吸毒致死的24人。事实上,参与毒品犯罪的人数远远高于这些数字。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毁灭的家庭和失怙的孩子是无法统计的。

  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临泉县法院决定对被判有罪的毒贩执行财产刑,目的是彻底粉碎毒贩"杀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梦想。2003年6月4日,临泉县法院在该县庙岔、黄岭两镇对涉嫌贩毒人员执行财产刑,对参与贩卖毒品的冯、谷、张三家共计13间房屋依法没收并予以公开拆除。一位曾参与执行财产刑的执法人员说,面对毒贩子女乞求和仇视的目光,他们感到了一丝担忧。涉毒家庭子女是无辜的,毒品使他们失去了家庭,很难能享受到父母的关爱,这对他们已是很大的不幸。
   按照临泉县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办公室的规定,凡是被强制戒过毒的人,都会被动员到外地打工。一位村干部解释说,这样做是使他们暂时离开这个不堪回首的地方,不至于"睹物思物",再犯毒瘾,能在新地方重新做人。
  临泉县规定,吸毒者必须定期到所在地派出所接受尿样检查。吴场营行政村有87个吸毒者,但每次按时到派出所接受检查的只有15人,其他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有的甚至举家迁到外地。按照规定,吸毒者即使到外面打工,也要先到原住地派出所登记,并留下电话号码,随时和派出所保持联系。但当地派出所现在能联系到在外地的吸毒者寥寥无几。
   当地人说,这些人一旦到了外地,失去了监督,即使戒了毒,也很有可能重新走上吸毒的道路,甚至还会"以贩养吸",成了毒贩子。


&nbsp;&nbsp;&nbsp; 来源:《凤凰周刊》
引用 喻林 2008-9-11 12:54
胡小同 说:你有没有碰到采访中遇到过的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的事情?

喻尘说:2001年春天我去河南开封的一个艾滋病村,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和一个朋友当时中午从一个村庄往另外一个村庄走,这两个村庄之间相隔三公里,我们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桃园,开着很好看的花,风光特别好。当时我想我在这么一个好的天气里面,还有很好的风光,去做一件很恐惧的事情,我看到很多人在那里死去,当时心里恐惧到了极点。我不敢想我在黑暗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么好的天气下心情糟糕到极点,不敢想象,不敢面对阴天或者黑夜的时候。

喻尘说:那时候我到那个村庄刚好碰到一个小伙子姓刘,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当时刚刚发病一个人在家,隔了几天看到他父亲在家里打扫他的房间,清理他的东西,他父亲告诉我,他已经死了。他父亲带我去看他的坟墓。在离村庄很远的地方,孤零零一个很小的坟墓在那里,这是很不符合河南死人的规矩。河南死人应该是群葬,每个村里面有自己的陵园,他没有这种资格。

胡小同 说:你看到这种恐怖的时刻,你看到一个灵魂这样孤零零地走了。

网友:你知道在河南艾滋病村里面患艾滋病的具体人数吗?

喻尘说: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数字现在谁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它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百万。

胡小同 说:我和另外一个研究艾滋病的专家张北川交流的时候,他透露过一个数字,大概是现在这个数字的五到十倍。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在公开场合并不闭会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所做的推动是否起到一定作用?

喻尘说:很多人知道今年的SARS和301舰艇事故,政府很开明公开真实情况,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政府在往好的一面在走在做工作,我们的社会在改良,政府对于一些恶的制度也在逐步改善,包括后来孙志刚事件,对于一个恶法的废除。这段时间我在想,其实这种进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政府应该有更大的进步,应该对新闻更加开放,我不说要求完全的新闻自由,最起码我们应该有说话的权利。

喻尘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和几个朋友聊天说起这个事情,我说你们可以不让我说,如果官方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可以不说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的电台停播了,我们的电视台关闭了,我们的报纸不出版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家可以感觉,很可怕的一个世界。

胡小同说:政府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举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每个部门都有对媒体开放的东西,这是今年的第一个举动。今年第二个举动,《新京报》曾经在头条报道网上公开对政府形象打分,《新京报》也存在不小的阻力。政府上层良好愿望在实际贯彻下来的时候会部分变形甚至得不到落实。

网友:你刚才说到新闻自由,你是如何看待新闻自由?

胡小同 说:你为什么称自己是独立撰稿人?而不是自由撰稿人?你是否忌讳自由这个词?

喻尘说:自由和独立有一点区别,独立是在立场上对新闻的立场,对我做事情的立场,我不属于哪个体制内的单位,我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我不要求哪个单位为我负责任,我做的文章有过错的经历,我不想牵累我单位的人。在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做一个想说话的人,说话过程当中难免带来风险。如果把这种风险波及别人是我的罪过。

胡小同说:喻尘从最早的撰稿人成长起来,当时很流行晚报,晚报里面有一个版面叫特稿,特稿培养了一大批自由撰稿人以给媒体做撰稿挣稿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相信你是从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人,你从自由撰稿人到独立撰稿人,从特稿写作过渡到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写作,你在这之间跨越了什么没有?或者对新闻的理解是否区别于另外一些撰稿人?

喻尘说:那当然是有的,新闻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西方人对新闻的理解是要写报道。不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应该被赋于更多的功能。比如要揭示一些问题,要揭示问题的根源,这也是调查性报道应该做到的。

胡小同 说:作为独立撰稿人或者职业记者,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我知道这样一句话,有人说过媒体的悲哀在于一方面媒体通过高度的娱乐化和商业化大赚芸芸众生的钱财,而另一方面新闻人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当成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而更愿意大众把他们视为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喻尘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的思想上是属于精英阶层的,最起码不能说我是普通人的代言人,这个帽子很大,我承担不起。最起码我代表一部分人发出声音,我发出的声音是有思想的,而不是胡说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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